网络文学研究起步不久，发展迅速。以“网络文学”为篇名关键词检索知网，最早的研究文章出现于1999年，此后几乎逐年递增，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相关专著、史论等成果相继涌现。其中一种常见的研究思路，是以传统文学观念进行研判，或在“口头传播文明”“文字印刷文明”“电子传媒文明”序列中作比较研究，或援引相应文论针对网络文学的具体文本进行解析，从而形成多角度、多样化的研究格局，也产生了一些颇具张力的议题，如“网络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泥沙俱下”与经典化的矛盾、社会功能与消费属性的平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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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传播媒介日益更新，其生产机制、文本类型、叙事结构也迅速发展变化，新的文本实践催生理论更新。近年出现的以“数码原住民”为主体的研究，立足文本及具身经验，力图创建概念、更新范式，提供了一种颇具理论生产性的研究路径。“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丛书”业已出版的两本著作——王玉玊著《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2021，以下简称《编码新世界》）及高寒凝著《罗曼蒂克：“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2022，以下简称《罗曼蒂克》）——就是其中的成果。

正如丛书的“总序”《那些偷偷读网文的孩子，他们长大了》所言，这一批研究者的成长与网络文学的发展同步，网络文学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产品。题目中“偷偷”一词道出一个事实，即在传统文学尚且占据主流的文学格局中，网络文学处于“边缘”，更多作为一种“亚文化”存在，曾为师长所蔑视甚至视其为某种“禁忌”。这些读者成为文学研究者后，选择将网络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或许多少具有为之“正名”乃至“命名”的动机。成长经历和阅读经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深入文本肌理进行阐释的便利，但这些网文读者/研究者显然远远不满足于此，而是力图创建新的理论话语，触及更具普遍性的思想议题。

“虚拟之真”是《编码新世界》与《罗曼蒂克》共同论及的一个议题。在《编码新世界》中，作者敏锐地发现，“virtual”一词只有在计算机术语中才被翻译为“虚拟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含义为“实质上的”“实际的”，与“真实”相关。由此，可对“虚拟现实”作一种辩证理解，即“虚拟现实”看似与“实”无关，实则表达“真”之诉求。《编码新世界》由重新阐释“真实”这一传统文学的基本观念入手，重构了“真”与“实”的关系。在具体论述中，该书选取“游戏化”为关键词，对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叙事结构、接受心理、文本类型等逐一阐发。其中，既对“羁绊”“二次元存在主义”等情感结构加以理论阐释，又深入文本肌理悉心细读，甚至亲自下场，重新结构作品，通过“创作”式的示例来呈现网络文学叙事机制的精微之处。

《罗曼蒂克》则以作者独创的概念“虚拟性性征”为抓手，分析网络文学中的“亲密关系”的“虚拟之真”。该书在“虚拟化”与“商品化”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女性向”这一网文类型所构建的“亲密关系”看似“虚拟”实则出自阅读者情感上的“真实需求”，并追溯了其现实根源。同时，该书对生产这一关系的消费主义机制保持警惕。通过对潜藏的数字劳动、资本逻辑以及具体的网站规则等环节的解析，该书对网络文学的情感结构及生产机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两部著作都力图阐释的一个议题，就是一种新型情感关系如何经由网络文学得以构建并产生真实效力，无论是“羁绊”还是“亲密关系”，虽系“虚拟”，但“真”而有效。支撑其有效性的，即是网络文学之“虚拟之真”的叙事机制。或许并非巧合的一点是，两部著作都提及堂吉诃德这位文学经典人物，他对心上人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射，以传统文学视角来看更多是荒诞的、悲剧性的。但通过两位作者的阐释，在网络文学“虚拟之真”的机制中，文学正典里屡屡受挫的情感需求不仅可以被理解、被体谅，而且有可能凭借数码媒介得到实现。

对“虚拟之真”的需求，有其社会根源。两部著作都对网络文学的主要接受者即“数码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语境作了阐释。独生子女身份、经历互联网时代来临和中国社会转型、宏大叙事缺位，如此种种，是“数码原住民”成长的大背景，对他们而言，网络并非虚构、虚假之物，而是真实的生活空间，这是“虚拟之真”的现实根源。

但两部著作并未停留在探求一种实现情感需求与精神寄托的可能性，而是力图解答更为普遍的议题，即“数码原住民”一代面对新的历史语境、新的经验现实，如何处理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

无论是《罗曼蒂克》中改写性别关系的“女性向”，还是《编码新世界》中超越血缘和家庭关系的“羁绊”，都涉及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这一理论观照，与20世纪以来的批判理论有共通之处。以两性、家庭关系为框架建构主体，是精神分析理论以来的一种理论设定。主体建构须以他者镜像为参照定位自我，成为理性的人。但这种参照并不是实际的存在，而由想象、符号建构而成。因此，主体并非独立自由的个体，而受他人、意识形态乃至语言符号所支配。为突破这一结构，还主体以自由，理论家提供了不同方案，其中一种是通过语言符号层面的拆解，唤醒主体，激发潜能，刷新自我。这一批判，从逻辑上看是自洽的，所描绘的自由解放之途也堪称美好，但在实践上不易操作，往往在语言层面用力过多，较难触及现实层面的改观，比如茱莉娅·克里斯特娃创建著名的“互文性”概念，即认为可以借助“先锋文学”引发“互文性”革命，破坏语言结构，进而引发主体解放。但因为所依托的“先锋文学”大多晦涩难读，因此理论家所设想的“诗语革命”更像是个人精神层面的信念，而就其影响范围而言，则更多囿于精英色彩的理论家与艺术家。

《编码新世界》与《罗曼蒂克》同样触及主体建构这一议题，不同的是，两本著作在网络文学这一大众文化形式中发现了主体经由“虚拟之真”机制，重新定义“真”与“实”、刷新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尝试。或许，我们可以将网络文学视为中国当代的一种“先锋文学”，它突破了传统的人际关系乃至性别设定，提供了在数码时代里面如何安置自我、如何重建一代人之情感结构的可能性，因而可被视为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叙事，《编码新世界》与《罗曼蒂克》则及时、贴切地提炼出了这一叙事的结构、机制与动力。

当然，两位作者并非自觉继承批判理论，而是经由新生的文学实践，追问与解答一种普遍性议题，正如《编码新世界》在论及“二次元存在主义”时所指出的，“‘二次元存在主义’之兴起，绝非某些精通存在主义哲学的人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引介到二次元而引发的后果，而首先是二次元人为应对自身困境进行思考而得出的生存信条”。对于笔者这样成长于传统文学时代、非“数码原住民”的研究者而言，《编码新世界》与《罗曼蒂克》提供了远不止认知、理解网络文学的启发，而是连接到如《编码新世界》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如何理解自身与世界、如何看待文学与叙事”这样普遍、久远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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